╞　十 七 號 吊 籠　╡

明報
２００９／０３／１５

匯豐﹕香港人的症候

　　【明報專訊】匯豐銀行股票跌到三十三，電視台股評人的眼淚也掉了下來。報紙登上頭版，街頭巷尾議論紛紛。正所謂全城「同聲一哭」，場面感人之處，直追「沙士英雄」封棺或者英勇消防殉職。遠方朋友facebook留言，寫道﹕「匯豐收皮，香港正式進入後殖民時代。」真有又一次經歷「大時代」的感覺。

　　毋容置疑，香港人的歷史感有相當程度是由災難和經濟危機所貫串而成的，一次股災，就是一次風浪。每次風浪，據說都靠香港人的拚搏精神和靈活變通克服過來。與其說這些大小股災都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不如說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以眼淚和徬徨，默默建構着香港人的「主體性」。

　　過去歷次經濟危機，作為香港經濟舵手的匯豐銀行，都沒有令香港人對它失去信心。相反地，百多年來歷次股災的考驗，反而不斷強化「匯豐」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的想像。無論你是如何保守的投資者，或者你根本是反對投機圖利的非政府組織，你都會以為「匯豐」是一隻毋須看業績也可以「長揸必賺」的股票，你不單止可以和（人格化了的）「他」「談戀愛」，還可以向「他」「託付終身」。

　　「匯豐」和「香港人」的自信、自豪掛鈎，已經不是什麼秘密，香港人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見到匯豐銀行，就有遇見家鄉親人的感覺。「匯豐」今日在世界各地擴展的版圖，暗自承載着「『我們』正在邁步走向世界」的想像。所以，匯豐的沉沒，實在要比目睹「鐵達尼」的沉沒，更要悲壯。

　　表面看來，是因為大難當前，葬身魚腹的不單止是富豪貴冑，還有那一大批一直以為自己是最不貪財、最為保守穩健的普羅大眾。但其實更重要的是，「匯豐神話」的消逝，不單是一個經濟的危機，而是一個關乎「身分認同」、一個關於「主體構成」的危機。

　　為什麼「香港人」如此着意於「匯豐」的起落興衰？因為「匯豐神話」與「香港神話」幾乎同形同構。「匯豐神話」所說的，是一個「和善的」的西來帝國主義力量，往東方「哺育」了一個茁壯成長的國際大都會的故事。「匯豐」教曉了我們金融資本的魔法、市場經濟和營商之道。「匯豐」帶領了「我們」，投進世界資本主義，給香港帶來永不消退的繁榮。「匯豐」既是大英帝國的產物，也是本地財金精英地位的成就標誌，更是在香港回歸之後，香港轉型為「世界級都會」，擁有自身的跨國財金力量的象徵。

　　所以，「香港人」對「匯豐」那種超越了一般「經濟理性」的迷戀，也是對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對自由經濟神話，對帶來財富的「和善的帝國主義」（benevolent imperialism）的認同。這種用以支撐整個關於「自我調節、自我進步、自我完善」的「自由經濟體系」的精神力量，恰恰就不是（也不能夠是）一種冷靜客觀的經濟理性，而是自由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信念、熱情和狂想。

　　有趣的是，正因為香港人之認同「匯豐」，同時是認同據說是不敗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神話，所以，最難以令人接受的，正正就是「匯豐」本身的股價，是給市場力量打敗下來的這個令人難堪的事實。

　　所以，無論是「匯豐」從一百四十多元，跌到「破百」大關，還是由九十元再掉到七十五元的時候，我們總能聽見，一些平常滿嘴「自由市場經濟萬能論」的股評人，聲嘶力竭地認為「匯豐」股價大幅下挫，只是大戶「造市」、基金「拋空」，要把你手上那手「匯豐」騙過去的分析。斯時也，所謂「大行報告」，無論它們在事後可以被證明為如何料事如神，準確預測股價下跌幅度，都通通被解讀為以言論「造市」的罪證。一時之間，「造市」的傳言足以令港人群情洶湧，同仇敵愾，把官員罵個不亦樂乎，把基金大戶罵個片甲不留。其所持理由亦不外乎是，「匯豐怎樣算也不會如此低殘」這一點。

　　就憑這點「匯豐怎樣算也不會如此低殘」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當股民縱使開始相信其他股票都有「低處未算低」的悲觀前景的時候，「鄉親父老」們仍會前仆後繼地，在基金大戶「追擊匯豐」時，「瞓身」以「血肉長城」去「保衛匯豐」，意圖「摸底」。所以，每每就是在匯豐股價一再尋底的時候，香港就會突然冒出這一大批「義無反顧」的股市勇士，以「保家衛港」的熱情去保「匯豐」，所保的除了是難得的所謂「炒底」機會之外，也還有那股「我要向市場說不」的港人自尊和勇氣。

　　香港那批一向鼓吹「市場是最公平」的新自由主義辯護士，往往會把「壟斷」也說成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但他們卻從不肯相信，「匯豐」的終極沉淪，也是一種市場的選擇。亦只有在「匯豐」危亡的場合，他們才會大大聲聲的告訴你，市場上的資金是有膚色的、有國籍的、有大的、有小的、有本地的、有外來的，市場從來就不是一個level playing field。而在護家衛港的餘怒和剩勇底下，任何一個「新自由主義者」，都會立時變色為一個憤怒的，大罵「鬼佬」「其心必異」的「民粹派」！

　　「香港人」是不可能從歷次的經濟危機裏學得什麼的，因為「香港人」有「匯豐」這種身在市場規律之外的市場守護神。「我們」可以相信十年前一場亞洲金融風暴，最後也只是一個名叫索羅斯的外國人在搞鬼，「我們」這次也可以相信，匯豐見三十三元，也只是一些紅鬚綠眼的「股壇長毛」在施展股市巫術。

　　因為「我們」不會相信，為「我們」「創造」市場、守護市場的「匯豐」，竟然要反過來受市場所支配。正如我們不會相信，創造邏輯的上帝，要受邏輯支配一樣。

　　同樣道理，如果大戶們在競價時段左手以三十三元賣「匯豐」給右手是「造市」，我們卻不會把格林斯潘當聯儲局    局長這許多年的貨幣政策，看作是「造市」的行為。因為，把過去數十年的泡沫經濟繁榮，都看成是一種「造市」的結果，不單會破壞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教條的信仰，也會破壞「我們」自己的身分認同與自尊。

　　香港人的「匯豐情意結」把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學理都拉扯到了極限，因為它既是一種情懷、一種執着、一種經濟動機，也同時是一樣精神症候（symptom）。

　　不過，一如齊澤克（Zizek）所言，問題不是要不要消除一種精神症候，而是要了解症候背後的狂想，因為一旦離開了這些狂想的支撐，我們的身分認同也會失去。所以，齊澤克的名言是﹕「享受你的症候！」(「Enjoy your symptom!」)

　　在未來悠長的蕭條鎅I退歲月，筆者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人」在不同的價位（無論有多低），一樣會既享受買股票衛港的民粹亢奮，也同時享受「匯豐」——因為它們根本就是同一症候！

文 安徒
美術：MABEL
創意總監﹕黃照達
封面圖﹕陳啟賢

那隻獅子沒有了

　　【明報專訊】聽朋友談起方才知道，原來有很多老人家，有錢就買匯豐股票，有錢就買有錢就買，一手留給仔這個孫一手留給那個孫，就好像有個高檔手表品牌的廣告總見一對父子——一隻表，老竇戴完個仔戴，能夠載負跨代傳承價值，經得起風浪和時間考驗的所謂「傳家寶」也。不同的是，買匯豐之深入民心，撐匯豐之義無反顧，不單入心入肺更早已是入血入骨，已經毋須賣廣告。

　　記得牛年初始時，另一作者哥夫就寫過，外國大戶就是無法明白香港散戶的情意結。果然，大笨象並非不死神獸。

　　自知不夠精明，也怕煩，從未沾手股票，可是早些兒當逢人皆股（恍眼竟如隔世！）以為資產可以增值退休更有保障時，我也有一點相信了，就當是親身感受一下那瘋狂到底是如何一回事，也好，在匯豐股價136元多一點我用最低消費的金額，下海了。那時我的確是這樣想﹕無論如何，匯豐總不會死。

　　現在嗎？有同事好言安慰，你就當有個理由要自己長命，同匯豐鬥等佢再起。我苦笑，比起為愛人為兒女，這個理由怎說也不算高尚吧。大概要來的總要來，正如安徒說的，關於香港人那一滴掏心掏肺的獅子淚，不要不明不白就是。

　　再下去，可以讀讀陶囍的文章（002），想開一點，柳暗花明DIY。封面這滴獅子淚，看得人戚然，作者陳啟賢用擦膠擦出來的，神奇。讀002也有他傳授的DIY方法，並送出新出版繪本，邀請讀者一齊來玩玩，請留意。

黎佩芬 sunday@mingpao.com

周日話題﹕鍍金標記跌散了

【明報專訊】「匯豐散晒」！香港銷量最高的報章經常被批評嘩眾取寵，但一句「匯豐散晒」卻是一語中的說出不少人對匯豐股價跌至三十三元的觀感。自從匯豐宣布去年的盈利大跌，須要透過供股在市場集資後，香港社會便被丹麥王子哈姆雷特的難題籠罩着，報章上充斥着會否供股的報道，由商界精英到娛樂圈的從業員都成為報章追訪的對象。當匯豐的股價跌至三十三元時，應否供股的問題突然之間變得不重要了。

　　雖然後來匯豐的股價止跌回升，重上大跌之前的水平，但股價大跌的震撼已發生，分析員在電視直播的鏡頭前落淚更為事件添上一個令人難忘的畫面。不過匯豐股價大跌發生於收市後俗稱U盤的競價時段，是股票市場的大鱷興波作浪，不是香港千千萬萬的小股民恐慌性拋售的結果；由於事件涉及人為因素操控市場，當局並已公布將廢除競價時段的安排。那麼事件的震撼性在於發現香港股票市場的監管制度原來存在頗多漏洞，令小股民任人魚肉，還是有更深層的象徵意義？

無地標無民主的歲月

　　說到監管制度存在漏洞，小股民任人魚肉一節根本不值一提。香港雖然號稱國際金融中心，但遠至科網熱潮之際，毫無業績的科網股輕易便能在香港上市，近至延長公司董事禁售期或電盈私有化等事例都說明小股民任人魚肉，已到了見怪不怪的地步，已成了購買股票的潛在風險之一，絕對不是匯豐股價大跌的震撼震央。如果不是監管制度的漏洞，為什麼事件如此震撼？問題的答案在於匯豐和香港的關係，很多人都會記得在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期間，匯豐又名為Hong Kong Bank。當時匯豐的分行不但遍布全港九和新界，在個別地區更出現每隔三、兩個街口就會見到一間匯豐分行的情况，再加上由匯豐做大股東的恆生銀行，兩家銀行的分行簡直是水銀瀉地。那個年代正逢香港經濟起飛，是全民就業的年代，市民大界之間流傳着這樣的一個信念﹕「在香港，只要有一對手，不愁沒得吃。」匯豐的分行「重多過米舖」無非是因為當時經濟環境使然，但亦促成匯豐的形象深入民間。任何一個在七、八十年代期間生活在香港的人除非足不出戶，否則定必親眼體會到匯豐和香港的緊密關係。

　　若要說城市面貌，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絕對比不上今日那麼璀璨奪目，維港兩邊的建築物遠比今日遜色，中銀大廈、國金二期、文化中心    等地標式建築物還未興建，連匯豐銀行大廈也還是舊的。政制方面，不要說立法會，就連當時的市政局也全部由港英政府委任。因此當時有一個政治笑話﹕統治香港的三頭馬車以賽馬會    為首（一眾被委以重任的委任議員以至各諮詢組織的成員都必定是馬會的會員），然後是匯豐，最後才是港英政府。但除此以外，當年的一切都要比今日後九七年代的好，甚至可以說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是香港的鍍金歲月。港英政府的建屋計劃和董建華    的八萬五相比，高下立見。而且香港的大地產商還未至於財大氣粗，盛氣凌人，不會攻擊黃金地段建公屋的措施。北角邨、華富邨、蘇屋邨等公共屋邨不是位處市區貴重的地段便是坐擁無敵海景或是依山而建、高居臨下。即使簡陋如石陝尾的七層徙置大廈亦勝過今日天水圍那些徒具外觀的公共屋邨，因為升斗市民亦能在市區立足，每天出外工作免受舟車勞動之苦，更毋須負擔昂貴的交通費。當然全民就業的經濟環境亦令到市民根本不會考    慮一些偏遠的工作，全民就業亦提供了大眾化消費的基礎。

殖民結束黃金路未至

　　雖然大眾化消費和香港在七、八十年代期間出現的流行文化的關係似乎還未有認真的研究去闡釋，但對霍克曼和亞當諾兩位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來說，無論是電視、電影和流行音樂等文化工業的實質作用不外是要人們認同既有的一套經濟以至文化生產的模式。二人所指的文化工業是指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條件下，文化生產有如工業生產，運作上同樣是為主宰他人。文化工業無非是要令到工人們第二日又會乖乖地返回工廠的工作崗位，二人不否認文化工業確實能提供娛樂，但他們指出娛樂所以是賞心樂事，是因為人們接受了既有的一套社會秩序（to be entertained is to be in agreement）。上世紀的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流行文化盛極一時，香港的電視劇、電影和流行音樂雄霸本地市場，更遍及台灣和東南亞的市場，從文化工業的觀點而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工業如此興盛無非說明當年香港的普羅大眾完全認同香港既有的社會秩序，即使當年無甚地標式建築，政制方面更毫無民主成分。

　　或許一無地標式建築，二無民主成分的年代才會是香港的鍍金歲月。說到底，當年的香港無非是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而已，雖然香港的地皮是寸金尺土，但香港本身不可能是足金，連K金也不是，只可以是鍍金。黃金代表永久，鍍金卻是短暫。香港的鍍金歲月在中國大陸宣布要收回香港的一刻提早結束，雖然借來的時間變成五十年不變，雖然毫無民主成分變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雖然文化中心、中銀大廈、新匯豐銀行大廈、國金二期等地標式建築相繼落成，雖然小販攤檔、大牌檔相繼絕迹，市區的市容和衛生據說大為改善，但香港的鍍金歲月卻一去不復返。結束了殖民統治之後，香港還是只能有鍍金不能有足金嗎？中國大陸的官員說香港現時享有的民主是英國統治香港期間所沒有的，如果中國收回香港是要像英國那樣將香港變成殖民地，今日香港享有的民主確是比以前多出千百萬倍。但殖民統治不是已經結束了嗎？在殖民統治下，香港尚且能經歷鍍金的歲月，今日人們不能期待黃金的歲月嗎？回歸十周年時曾蔭權不是說過什麼「黃金十年」嗎？偏偏回歸之後香港便遇上亞洲金融危機，大事慶祝回歸十周年之後又遇上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嘯。

　　作為金融中心，無論是金融危機或是金融海嘯，香港可謂首當其衝，不要說黃金歲月或是黃金十年，就連殖民統治期間的鍍金歲月亦已是遙不可及了。匯豐是那段黃金歲月在香港街頭隨處可見的具體象徵，在金融海嘯尚未爆發之前，匯豐的股價和股息是在後九七年代找不到黃金的香港能夠充當黃金的事物，當既是香港鍍金歲月的標記也是後九七年代唯一可以替代黃金的匯豐股價突然暴跌至三十三元，黃金或鍍金都成泡影了！或許這也是事件震撼的所在。

文 馬國明   
編輯 梁詠璋

陶囍觀察﹕趨勢DIY

　　【明報專訊】青姐落淚翌日，我跟在投資銀行工作、仍未被裁的老友午膳。他說，匯豐傷盡人心，時勢看來壞得不能再壞，這慘况叫他想起二○○三年四月一日。那天SARS疫情未退、張國榮自殺、有人在網上散播香港即將成為疫埠的謠言、有市民去超市擠提白米。這些畫面印在我們記憶深處，成為時代定格。當時全城一片愁雲慘霧，但事後回看，原來那刻我們已走到谷底，捱過了最壞的時刻，往後只會朝好的方向發展。對金股匯一竅不通的我，歪着頭聽他說，心想難道青姐的眼淚代表了最壞的時刻？我但願如此，卻又怕這不過是一個在風眼中倖存的生還者的主觀願望。

醞釀轉化世界的微趨勢

　　回家後一直在想他這番話，其實換個說法，不就是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正如股市去到三萬點時，真懂這道理的人會及早沽貨離場。這類早着先機的人讀得懂又讀得通趨勢，抵他們發達。可惜大部分平凡眾生，入場不是太早，就是太遲。一個世紀以前，人類發明了無線電（即是收音機），有人看好這媒體的潛力，大手投資，怎料市場未準備就緒，結果最早入場的佔不到丁點好處，反而讓那些等一切成熟才加入的企業撿了現成便宜。類似的錯摸不住上演，九十年代中，那些急不及待搞網站的人，有幾多熬得到千禧年的科網熱，又趕得及把先見之明兌現成真金白銀？

　　之所以研究趨勢是顯學，艾文．杜佛勒（Alvin Toffler）不用說是當中的表表者。一九七○年，他寫成《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一九八○年出版《第三波》（The Third Wave），一九九○年寫《大未來》（Powershift），十年一部，由農業革命寫到後資訊革命的世界，縷述時局大趨勢，題材廣泛，固然啟發了不少對趨勢無知無覺的局中人，自己也名利雙收，兼有巨大影響力。後學者想超越他，就得花多點心思。二○○七年，Mark Penn另闢蹊徑，想出「微趨勢」（microtrends）一詞。他認為，在個人主義日益理所當然的今天，愈來愈難見到牽涉很多人的「大趨勢」（megatrends），更令人困惑的是，社會有愈來愈多互相矛盾的現象。例如在美國，這邊廂愈來愈多人提倡健康飲食，那邊廂專賣致肥食物的快餐店卻生意興隆。在這個充滿選擇的年代，趨勢學家不應再汲汲於找出幾個主宰地球的大趨勢，而更應該留心觀察那些看來不是那麼巨大的數字，看看背後是否正在醞釀轉化世界的微趨勢。他說，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口參與，已足夠支持一齣暢銷電影、一本暢銷書，甚至發動一個新的社會運動。

DIY精神提供創作環境

　　美國人口的百分之一，當然遠超香港。但以人口七百萬計，百分之一，都有七萬人，只要有七萬人同心同德，向同一方向前進，就可形成一個微趨勢，甚至進而改變這社會的面貌！這簡單的推理，叫我雀躍了好一會兒。

　　我想像眼前坐了七萬人，我會希望他們投入到一個怎麼樣的微趨勢去？首先，我希望他們願意把「金融海嘯」這四個字在常用詞彙中剔除。過去幾個月，不管有理無理，這四個字一如幽靈附體般不住在媒體出現，悶壞人。要發動一個不一樣的微趨勢，不跟大隊呢喃同樣的論調，是第一步。

　　當我非常認真的思索這題目時，我想起九十年代中在英國暫居的一段日子。當年身為一個窮學生，沒多餘錢花，周末最大的娛樂就是逛街了。在漫無目的的閒逛中，我漸漸發現了表面沉悶的英式生活的樂趣。那時到處可見標榜DIY（Do It Yourself）的店舖，售賣各種材料和工具，讓人自己當手工，修理或製造家居用品。探訪當地人的家，經常會看見油漆了一半的牆壁，或者斷了一腿的桌椅，這些家居，長期停留在未完工的狀態。主人家有時會自我解嘲，說總會有一天把活幹完。後來我認識了一幫年輕人，幾個人夾份租一個小房子，他們住得很邋遢，幸好誰都不介意，每天聚在一起彈彈結他打打鼓，久不久策動一些音樂會或街頭運動，派派傳單，諸如此類，說實話沒多少人搭理他們，但他們就這麼過着賺不了多少錢卻也花不了幾多的生活。

　　後知後覺的我，要到很後期才意識到，那些會自己製作家具的人和那幫過着合作社式生活的年輕人，儘管表面大不同，卻都過着一種DIY的生活方式。前者所以要親力親為DIY，某程度是為了省錢，杜佛勒早在一九八○年，就從工具銷售數據中看出苗頭。他發現，當技術愈來愈普及時，普通人不用動不動花錢僱專人做事，DIY的文化也會普及起來。當愈來愈多人自己動手幹活，專人少人找了，自然要提高收費，結果導致更多人要開始學習自己解決問題。那幾個年輕人，更是立定主意過一種反商業操控的生活，他們絕少消費，娛樂自己的方法是自創音樂，同時想方設法把這種自主生活的信息傳開去。

　　一九九七年，英國政府大張旗鼓搞創意工業，十年間，原來已變徐娘的倫敦，愈來愈時尚新潮。很多政府（包括香港）有樣學樣，都祭出了要發展創意工業的鴻圖偉略，每次讀到那些說要把香港打造成創意或XX之都的文宣，我就想，一個根本不曾鼓勵過創意生活的城市，憑什麼會突然開竅，爆發靈感，靠創意搵食？英國到底如何闖出這創意經濟之路，我知的不多，我只是偏執地相信，不求人的DIY 精神，為英國國人提供了一個用錢都買不到的創作環境。

　　捲高衫袖，自己動手，簡單到自煮早餐A、自己砌一個書架、縫製一件新衣，複雜一點的，可以辦一個自助餐，或者開迷你演唱會，但求與良朋知己歡聚；再繁複的，還可以自編自導自演，攝製紀錄片或劇情片，末了放上網，娛人娛己。這些DIY活動，以平靚正為原則，目的是發揮自立自主的精神，讓生活多點可能。

　　這就是我樂意見到的微趨勢。只要有七萬個香港人開始投入DIY的生活運動，或許就可啟動一種全新正面能量，喚醒這個為005悲痛不已的城市，讓更多人醒悟到，財大氣粗比身家的日子已經沒有市場，往後大家還是要比併，就比誰在緊日子依然過得最貼心愜意，比誰在所謂的逆境中，過最有創造性的生活。

文 陶囍

書到用時﹕金融文盲憑什麼買5號仔？

　　【明報專訊】美國納斯達克交易所董事會前主席馬多夫（Bernard Madoff）承認詐騙、洗黑錢及偽造文件等11項控罪，各項控罪刑期加起來，最高可判監150年，這150年可能刑期到底意味着什麼？近日風雨飄搖的「大笨象」（匯豐控股）是這宗全球最大金融騙案的第二大受害者，潛在風險約10億美元，但比起旗下匯豐融資在美國金融黑洞裏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打擊，損失以百億美元計，這10億美元只是一個小數目；也許，比起匯控股價曾在競價時段急跌至33 元，市值在一個交易日蒸發了1275億元，這10億美元更是微不足道；然而，在當日電視直播節目中，股評人胡孟青在報道匯控股價突然失守之際，淚灑當場，其後更被取笑為「財經栢芝」，便教人不期然想起所謂「金融文盲」（financial illiterate）——在這場金融浩劫中，究竟誰是「金融文盲」？是匯控決策者？是匯控擁躉？還是叫股民買入匯控供股的股評人？

如何衡量金錢的價值？

　　馬多夫的層壓式投資騙局名為Ponzi scheme，台灣有人戲譯為「朋吸騙局」，以7%至9%（有說部分高達10%以上）的年回報率，令不少著名投資者金融機構因貪變貧，損失共500億美元（約3900億港元）以上。「金融文盲」原指對金融工具一知半解的小股民，在受騙的卻是市場大鱷，他們是受到「中間人」誤導嗎？匯控的投資業務與乎股價連番受挫，幾個月內由120元水平「插水」，跌幅達七成，遠遠高於福布斯富豪榜上身家縮水約50%的平均水平，跌至三十多元的低位，難道連這家老牌銀行也是「金融文盲」？股評人與小股民應憑什麼作為評估標準，才可以正確判斷是否「趁低吸納」？

　　在一場空前的金融浩劫面前，問題可能是﹕我們還可以憑知識、經驗和數據去衡量金錢的價值嗎？這教我想起早前讀到證監會    前主席沈聯濤一篇文章，題為《正視「金融達爾文主義」》，文中透露他曾收到一條幽默的短訊﹕「一年前，蘇格蘭皇家銀行並購荷蘭銀行花了1000億美元。今天，同樣的價錢可以買花旗銀行（225億美元）、摩根士丹利（105億美元）、高盛（210億美元）、美林（123億美元）、德意志銀行（130億美元）、巴克萊銀行（127億美元），還剩下80億美元現金零頭——用這些零頭，你還可以買下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和本田F1車隊。」由此可見，金錢的價值（購買力）因時而異，在經濟動盪時期更難訂出所謂「合理價格」，沈聯濤的結論是「金融市場上幾乎每個人都變成了達爾文主義者——那就是適者生存」。

　　沈聯濤指出﹕過去一年全球金融市場共損失約50萬億美元財富（股市損失30萬億美元，房地產市場損失約20萬億美元），「這等於全球一年的GDP。這一巨額損失，可以說正是自然或者上帝對人類過分投機行為的嚴厲懲罰」。這場近乎瘋狂的「全球化豪賭」的驅動力何在？貝哈克（Eric Beinhocker）在《財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一書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解釋﹕「人類追求財富的過程，和達爾文描述的物種起源與演化過程極為相似，兩者都希望不斷繁衍下去。所謂財富，無非就是SMS，即Sex（性）、Money（金錢）和Status（地位）。」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

　　哈佛    大學經濟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的《金錢的躍升﹕世界金融史》（The Ascent of Money﹕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近期熱賣，此書彷彿就是從四千年金錢發展史透視當前的金融困局，達爾文主義正也是費格遜演繹說理的重要依據，金融體系不斷隨着環境改變更新，它的演化有賴滅絕和新生﹕「金融史基本上是制度性突變和天擇的結果。與自然界法則相同，金融史的演化取決於地緣政治的鬥爭和金融危機的大崩解。」金融史給世人最大的教訓，大概是這樣的﹕史上所有經濟繁榮都有破滅的一天，因為在金融浩劫中，悲觀的賣方必然會多於樂觀的買方；史上的金融崩潰一再重演，在費格遜看來，猶如羅馬的興衰史，從歷史的觀興看來，人類不斷運用有限的智慧以擺脫歷史命運，最終不免是徒勞的。

　　費格遜的這部「世界金融史」告訴世人，史上的金融浩劫從未止竭﹕「荷蘭共和國靠史上第一個現代股票市場，在財政上勝過擁有世界最大銀礦的哈布斯堡王朝（House of Habsburg）；法國帝制不靠革命無法推翻，但一名蘇格蘭殺人犯（Nathan Rothschild）創造了史上第一次股市泡沫，瓦解了法國的金融體系，他和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同樣功不可沒。19世紀80年代全球第六富國阿根廷，到了20世紀80年代，變成通膨嚴重的窮國，國力衰退全是愚蠢的金融政策造成。」真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在費格遜眼中，金融市場正是一面「人類的鏡子」，它反照了世人的弱點、心態和價值觀﹕「由情勢大好的榮景擺蕩到情勢嚴峻的大蕭條，興與衰都只是人類情感波動的產物。傷疤和美麗肌膚在我們眼中同樣清晰，那都不關鏡子的事。」只是「金融文盲」都看不見這面反照自己的歷史之鏡——在費格遜看來，生活在美國及資本主義世界的子民，多半是「金錢的奴隸」，滿街都是卡奴、車奴、屋奴以及股奴。

Chimerica的想像是靈藥嗎？

　　金錢是什麼？1987年股災之後，我每次到字房，一名「黑手黨」（排字工人）總是叫我買匯豐，當時「5號仔」每股才不過是5元左右，事後證明的確是很「抵買」。然而，今天的匯控已不是當年的匯豐，它的價值也許要在十年、二十年後才可以證實。《金錢的躍升﹕世界金融史》不僅解說貨幣如何由硬幣變成紙幣，如何將不同地區的貨幣透過銀行體係與其他貨幣掛鈎，如何演變成全球化單一的、抽象的貨幣，此書的理念是「每一個歷史現象背後都藏有金融線索」，也許，看不清線索便無從判斷任何商品的價值，那是說，不光光是我這個小編輯，任誰都不應該為二十多年前不買「5號仔」而後悔。

　　值得一提的是，費格遜在《金錢的躍升﹕世界金融史》提到一個新詞﹕Chimerica，或可譯為「中美利加」或「中美經濟共生體」，那是說，世界最大消費國（美國）和最大儲蓄國（中國）的合作關係無疑是「雙贏的想像」，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無比巨大。然而，溫家寳總理日前在中外記者會上說﹕「中國確實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美國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我們十分關注美國經濟的發展。」又說「我們把巨額資金借給美國，當然關心我們資產的安全。說句老實話，我確實有些擔心。因而我想通過你再次重申要求美國保持信用，信守承諾，保證中國資產的安全」，似乎話裏有話，當中涉及Chimerica的想像、可行性及其潛在的障礙。

　　Chimerica的想像，教人想起近日有不少人重提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當中所說的「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些想像都一一以實踐檢驗過了，此一思維方式似乎說明了一個問題，在世界金融史的角度看來，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甚至連意識形態也不是絕對的障礙，因為正如《金錢的躍升﹕世界金融史》所言﹕金融的誕生和發展，離不開背後實體經濟的發展和變化。

　　中美各有一個算盤，美國人對Chimerica的想像，會是根治這場金融重儒的靈藥嗎？恐怕誰都不能說了算，那麼，試問金融文盲憑什麼買5號仔？

文 葉輝
編輯 曾祥泰

安裕周記﹕物極必反全球化

　　【明報專訊】匯豐隆然倒下那天午後四時半，我在牙醫診所托着腮幫子痛不欲生看着葛霖說要供股；葛霖身後的大大塊的白色backdrop上血紅色的HSBC﹕The World's Local Bank刺戳着人們的視覺神經。

　　第二天，匯豐股價直線下墜，香港社會對此的反應比八號仔的淪喪更加喪家之犬，鰂魚涌英皇道一家中資銀行電腦熒光屏前人頭攢動，「匯豐玩完」此起彼落。風水輪流轉，幾個月前香港股民才恥笑花旗銀行「好唔掂」，詎料今朝君體也相同。

　　匯豐神話破滅顛覆了香港的權力倫理，既然不可能唔掂的五號仔也由天堂跌落凡間，那末，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了。其實，香港市民應該早就習慣變幻原是永恒的人生哲學——董建華曾經有着北京鋼鐵一樣的穩固支持，最後是從巋然不動變成腳痛離場；吹着口哨到政府總部執二攤的曾蔭權起初是風風火火，這次全國人大卻要習副主席親自下海呼籲大伙撑場。

　　葛霖董建華曾蔭權都是飽讀蟹文之士，但我可以肯定他們都沒有精讀過《道德經》，當然更不知道《道德經》的精要在於「物極必反」。

　　匯豐散晒的教訓是你可以糊弄一些人，但不可能永遠糊弄所有人。我不是說匯豐糊弄人，我所指的是近十年來高唱入雲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很可能在這次金融海嘯後，從這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暫時離場小休。

全球化 廿一世紀唯一方向?

　　如今幾乎所有人都朗朗上口的全球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新事物，那時候倘若有人演說了五分鐘而沒有提到「全球化」這詞，肯定被認為是落伍老土被時代遺棄。當時的認知，全球化等於世界經濟救星，是全球資源和生產再分工的圭臬。聽了三分鐘有關全球化的解說後，人人都認定這是最具效率的資源和生產分配——中國東歐人口多教育水平低，不要浪費時間搞科研，轉型做世界工廠兼成為歐美產品的最大市場好了；歐美先進國家人材濟濟，集中火力搞研究開發R and D最適合不過，更是資源最佳運用的寫照。這種理念到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成為歷史並由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後，浸浸然成為全球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唯一方向。

　　二○○一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當時全國上下為此忐忑不安，因為剷除貿易壁壘後，西方的產品勢必如入無人之境，中國那一丁點本土企業如何抵擋西方舶來品的船堅炮利？還記得有學者做了一次調研，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從此將會沒有民族企業，人人都得喝可口可樂個個須吃麥當勞，可是當老布殊離任後給人發現他身穿中國縫製的紅都牌西裝上衣，世界工廠的名頭從此風吹不倒雨打不衰。中國貨無堅不摧之下，北京外貿部門官員頭痛不是如何幫助國貨出口，而在於中國對美國的巨大貿易順差。有幾次中美爆發貿易糾紛，美方明的暗的說將會祭出《反傾銷法》或《超級三○一》等招數制裁中國貨，中方的回敬是美國人民沒有中國的廉價產品就會活不下去。

　　當然，中國貨能夠長驅直進美國，是以美國產品中國暢通無阻作為代價。這套算式被認為全球化的互濟有無核心理念，但事實就是如此嗎，就是如此永遠訂單陸續有來嗎？

　　說一些舊事，上世紀八十年代資本主義世界令人聞之色變的是跨國集團。一家公司在甲地有資源在乙地有生產在丙地有市場然後在稅率極低的丁地註冊。由於跨國公司掌握超大的市場網絡以及異常敏銳的信息，實力比一些中等已發展國家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種分工形態被左派學者指為現代化的新型剝削——來自南美洲的可可、來自非洲的礦產，在跨國集團財閥手裏成為最賺錢的生意，原因只有一條：集團從各地蒐集的大量訂單是最具議價能力的工具，原始生產者只得伸頸待宰。

跨國集團 蹂躪一番悄然而去

　　跨國集團在八十年代登峰造極，所向披靡擋我者死，到了九十年卻形勢大逆轉踢中鐵板，拉丁美洲爆發右翼政權狼狽下台左翼上位的權力更迭，非洲湧現南非去種族隔離化後的嶄新氣象，新政府逐一把跨國集團從他們的土地上驅趕出去；就像龍捲風一樣，跨國集團轟轟烈烈地來到，蹂躪一番後悄然而去。然而，中國俗語裏有一雞死一雞鳴，洋人也有the king is dead，long live the king！這等事，跨國集團雖去，但其核心本質及運作卻由另一個更大更兇的體制取代，那就是全球化。

　　跨國集團與全球化的比較，形象地說，前者是還在用DOS的80286系列後者則是Windows Vista，前者是笨拙呆板賣相難看，後者是水銀瀉地八面玲瓏。全球化這一甜頭，正是令雖然穩當但欠潮流的香港電訊變成五彩繽紛的PCCW，匯豐銀行由環頭環尾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搖身變作HSBC的the world's local bank，守舊的德國佬Adidas天價請來潮人多於球星的碧咸而不是本土球員比亞荷夫作代言人，這說明電訊公司再不純粹是打電話、曾經生根本地的銀行也非只為存戶服務、運動品牌賣的不是體育功能而是時裝，這些大量的變化以及crossover只有一個目的﹕通過各國門禁大開而迅速進入並攫取市場分額，從而達到利益最大化。

擴張過度 極速收縮

　　匯豐花旗業績的不濟，美國投資銀行的望風而倒，死因清楚不過，是追求最大利益擴張過度之下力有不逮；匯豐揮淚斬馬謖與美國Household從此了斷，沒有比這更能清楚說明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擴張過度之後的是極速收縮，瘦身的不僅企業的規模，而是由大開中門轉向收攏內聚的保護主義抬頭，前者例如匯豐等企業，後者如美國政壇冒起的買美國貨（Buy American）浪潮。在年代不算久遠的歷史上，人們曾經看到美國國會議員拿着大鐵錘在國會山莊的草坪上砸碎日本電視機，在稍遠一點的史書上，也對美國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孤立主義有所聽聞。傷痛之後，獨在一隅自憐自傷，必然是西方世界未來一段長時期的普遍現象。

文 安裕